在江苏南通，一位女子的父亲死后，她邀请了一位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帮她料理父亲的后事，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在葬礼上用的利群，竟然是假烟，为寻找物证，女子特意在给父亲办“五七”时，亲自取货并取证，但当她去店里讨要赔偿的时候，老板却说第一次来的不是她，而且也没付过钱。

陈女士是家里最大的老大，在父亲死后，她和家里商量了一下，就按照村子里的传统，带着一颗真诚的心，去找了村子里有头有脸的张老爷子，请他过来当理事。

张老爷子负责这件事之后，就叫上了村里其他几个老辈一起来帮忙，还列了一份丧事要买的东西，让陈家过目，陈女士相信张老爷子，同时也因为很伤心，所以没有仔细检查，就答应了下来。

在陈女士和她的家人的允许下，张老爷子带着购物单去了一家熟悉的超市，购买了白酒，香烟，毛巾，白布等，张老爷子还买了30条利群，总共花了4000多元。

由于张老爷子的高效指挥，一切进行的非常顺畅，几乎没有任何差错，所以陈女士非常感谢张老爷子，不过葬礼之后，陈女士才从亲人口中知道，葬礼上用的烟都是假的，不过当时不敢多说什么。

一开始，陈女士还有些将信将疑，可是当她问了别人之后，也都是如此觉得，这才让陈女士产生了怀疑，不过，三十条烟都被抽光了，陈女士也没有任何证据，只好放弃了。

但就在陈女士放弃追究的时候，张姥爷为了准备“五七”的事情，带着一份购物清单来找陈女士，陈女士这下觉得查清楚的机会来了。为了确定张老爷子有没有在里面捣鬼，她特意跟张老爷子说，她正好自己也要买烟，刚好可以帮忙去拿订好的20条香烟，张老爷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

之后，陈女士根据张老爷子提供的信息，前往这家超市提货。在此期间，陈女士还特意拍摄了录像取证，但是陈女士却以担心会弄错为理由，要求店主和张老爷子一同付款。

20条烟到手后，陈女士立刻让自己的朋友去查一下，确定这是假烟后，陈女士立刻报警，要求警方对假烟进行检测。

在拿到鉴定报告后，陈女士立刻跟张老爷子核对了一下账单，并将剩下的钱，全部付给了他。后来，她起诉了这家超市，要求赔偿三倍的赔偿。

陈女士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，她说她和这家超市的店主之间存在着一份买卖合同，而她所买的商品是50条利群烟，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，其中20条都是假冒伪劣产品，店主的这种做法已经构成了对顾客的欺骗，店主应该承担一倍赔偿三倍的惩罚。也就是说，店主要退还香烟的货款6000多元，并要支付20000多元的赔偿金。

《消保法》第五十五条对“假冒伪劣产品”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，并对其进行了赔偿。

陈女士想要说明的是，虽然她不是第一次来店里买的，但是她是真正的出钱方，而且她的检测结果和取证录像都表明，她在店里买的20条卷烟，都是假的，所以她可以按照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判断，她在前面买的30条卷烟，也是假的。

可超市向法院提出了异议：首先，它和张老爷子之间的契约关系，跟陈女士没有任何关系；第二，他卖出20条香烟的时候，陈女士并没有给钱，所以，他和她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契约关系。第三，检验结论仅限于二次香烟，与第一次的香烟无关。

对此，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：

首先，陈女士将购买事宜委托给张老爷子，这是一种真实的意愿，而且张老爷子已经同意了这一点，所以，两人之间的委托契约关系已经建立。

因此，法庭认为，陈女士有权就自己首次买了30包卷烟一案，向超市的负责人提起诉讼。

其次，尽管陈女士可以为首次购买30条卷烟进行申辩，但是她也需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申辩。

《民法通则》第六十四条对其请求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，谁主张谁举证。

特别是，所有的控告都要有能够支持对方控告的确凿证据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陈女士提供的证据仅限于她二次买来的20条卷烟为假烟，无法证实张老爷子第一次买来的30条同样型号的卷烟为假烟，所以，由于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，陈小姐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
最终，能否认定为欺骗，要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，即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，经营者之间有无故意以次充好的情况。

简单来说，一方是经营者，一方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，而进行了购买行为的消费者，而且，在经营者的主观上，还存在着以次充好的故意，即使尚未付款，也是一种欺诈。

总而言之，在经过了法庭的审判之后，法院得出结论：目前的证据无法证实，在第一次买到的30条卷烟是假的，但是可以确定，在第二次买到的20条卷烟是假的，而且，即使没有支付货款，也不能否定欺诈事实存在。所以法庭判决，这家店要向陈女士支付20条卷烟的三倍赔偿金，总计8000多元。